我部吴建雄教授在《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文章——《以深化改革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

“熟人社会”主要是指基层的人际关系因为血缘、地缘等织成了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彼此工作圈、生活圈相互交叉、重叠，尤其是越往基层走，党员干部之间越熟悉。纪检监察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也有亲情、友情，有同学、老师和朋友。调研中，多地纪检监察干部谈到，在熟人社会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开展监督时心存顾忌、拉不下脸的问题，影响了监督效果。如何开展好监督工作，破除人情干扰的负面影响，构建严格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激活“末梢神经”，是摆在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现实课题。

熟人社会监督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情羁绊多。基层最大的特点是“熟人社会”，因为血缘、地缘、乡情等织成的人际关系网庞大而复杂。如某乡镇纪委收到该村党支部原书记张某利用职权虚增工资开支并用于个人使用问题线索，乡镇纪委随即开展调查核实。但是，案件办理几个月都没有什么进展。原来，张某看到调查人员是老面孔，心里认定不会动真格，谈话中各种软对抗。部分村民得知后，心里更是心存顾虑，也不愿透露详情，最后导致该线索难以查处。二是思想顾虑多。因为“熟人社会”，有的干部抹不开面子，不好意思铁面监督。往往案件还没怎么开始，各种打招呼、请托说情的就来了。监督者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容易心存顾忌，不敢动真碰硬，拉不下脸，缺乏勇气和担当精神，大大影响监督效果。如某镇纪委收到该政府工作人员张某、李某、王某等人涉嫌贪污扶贫资金问题线索，但是几个月过去，镇纪委调查工作毫无进展，并表示查无实据，引起实名举报的群众强烈不满。后经了解，张某等人被人举报后，县纪委成立了调查组，但是张某等人各种托关系找到办案人员说情，办案人员虽拒绝但心里还是有顾虑。同时，调查组还有一名成员就是该村人员，从而导致该案久拖不决、不了了之。三是办案力量弱。越到基层，人员配备往往越少，身兼多职的人员大量存在。同时，因为政治领导本领、业务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办案效果。如某县纪委收到该县公安局10余名干部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运输公司好处费的问题线索。该问题涉及人员多、法律关系认定较为复杂、取证要求高，县纪委办案人员普遍感觉压力大、难度大，加之10名干部中有的亲属就是县纪委工作人员，最后该案不了了之。

“熟人社会”监督难的主要危害是导致乡村基层腐败这颗“毒瘤”的滋生和蔓延，其带来的危害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它如同阴霾笼罩着乡村大地，让百姓受苦、发展受阻、政府公信力受损、社会稳定面临挑战。在群众利益方面，乡村腐败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广大农民群众。在经济上，他们辛苦劳作所得被无情剥夺，本该用于改善生活、发展生产的资金被村干部中饱私囊。那些被骗取的扶贫资金、被截留的惠农补贴，可能是贫困家庭孩子的学费、老人的救命钱，也可能是农户购买农资、扩大生产的希望。一些地区，村民辛苦种植的农作物，因村干部挪用了水利设施建设资金，导致灌溉无门，收成锐减，村民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长此以往，群众的生产生活积极性被严重打击，对未来失去信心，陷入“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在乡村发展方面，腐败使得乡村发展所需的资源被大量挪用、浪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道路坑洼不平、水电供应不稳定、网络信号差成为常态；产业发展因资金被侵吞、项目被操控难以壮大，优质企业望而却步，本土产业发展受限，农产品附加值无法提升，农民增收渠道狭窄；人才也因对乡村环境失望而外流，乡村失去发展的活力与后劲。在政府公信力方面，村干部作为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纽带，其腐败行为让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群众看到身边的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便会质疑政府政策的公正性与执行的有效性，基层治理工作愈发艰难。政令不通、政策落实遇阻，一些惠民政策因群众抵触难以落地，乡村发展规划难以推行。在社会稳定方面，腐败引发的不公极易点燃群众心中的怒火，不满情绪蔓延，上访事件频发，甚至可能升级为群体事件。邻里之间因村干部优亲厚友而争低保名额，村民与干部因征地补偿款被挪用而发生冲突，这些矛盾若得不到及时化解，将严重破坏乡村的和谐稳定。

人情关系对监督制度的消解作用。“熟人社会”的核心特征在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形成的“差序格局”，其运行逻辑高度依赖人情、面子和礼俗规范。这种非正式规则体系往往与正式制度形成冲突，表现为制度执行异化，监督者在面对熟人时，常因“情面难却”而降低规则标准。“再严格的制度也会被人情关系扭曲”，典型表现为官场应酬对政策执行的腐蚀。选择性执法，监督行为受关系亲疏影响显著，形成“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熟人社会”内部形成“对内纷争少，对外团结”的封闭性特征，导致监督力度在熟人圈层内外呈现明显差异。

微观权力网络的自我维护秉性。“熟人社会”实质上构成一个紧密的微观权力系统，其运行机制天然排斥外部监督，表现为权力共谋现象，如乡村某些“混混”通过关系网络形成“超级权势”，甚至架空正式治理体系，使得基层监督形同虚设。与此同时，还会产生信息屏障效应，即熟人网络中违规信息容易被内部消化。如农村资金互助社依赖“熟人信息”降低风险，但这种封闭性也导致违规操作难以被外部察觉。

道德约束机制的局限性。传统“熟人社会”依赖道德声誉作为主要监督手段，但其效力存在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约束半径有限，即声誉机制仅在高度熟悉的社区内有效，当社会边界扩展为“半熟人社会”时，道德评价的威慑力显著下降。与此同时，还会产生功能异化风险，即传统道德框架在现代转型中出现滑坡，面子文化可能异化为包庇违规的借口。例如医疗领域，熟人医患关系中的“人情债”可能掩盖专业失范。

制度设计的适配性缺陷。现有监督体系与“熟人社会”特性存在深层矛盾，表现为内生监督困境，即村级组织普遍存在“自己监督自己”的悖论。如浙江某区村级监督仍沿用村支书和村主任分设时期的机制，无法应对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肩挑”后的权力集中。与此同时，还会产生外部监督失效，如分析某地司法执行案例，发现委托执行制度在熟人网络中因地方保护主义失效，必须依赖打破关系网的异地执行。

社会转型期的结构张力。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演变，导致监督机制出现真空地带，表现为规范断裂，即传统道德平台式微，而契约精神尚未建立。这种转型期容易出现伦理失序，监督既失去传统抓手，又缺乏现代支撑。与此同时，还会产生人口流动冲击，新成员的加入稀释了熟人密度，原有基于高度熟悉的“人际奖惩机制”难以维系，但制度化监督尚未跟进。

文化心理的深层制约。其表现为面子优先心理，“熟人社会”的交往逻辑以“以和为贵”为导向，举报违规被视为破坏和谐的负面行为，形成“沉默的大多数”现象。与此同时，还会产生风险规避倾向，在县域巡察中，干部群众因顾虑后续人际压力而选择隐瞒问题。这种心理在小型社区尤为明显，监督线索获取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地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察结合起来、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这一重要论断为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提供了指引和遵循。中央八项规定作为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其一严到底的精神内核，直击“熟人社会”监督难的症结。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的现象，无疑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强化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理念。“熟人社会”监督难本质上是党员干部被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束缚，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斗争精神。在他们眼中，一团和气的表面和谐比党的事业、比维护党纪的严肃性更为重要。这种无原则的妥协，犹如温水煮青蛙，看似波澜不惊，实则一步步破坏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重侵蚀党的事业。当权力场域中“和稀泥”的“老好人”占据主流，反腐败斗争的效力递减，到基层便如蜻蜓点水不痛不痒，继而导致腐败蔓延，直接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强化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理念，就是要以刀刃向内的高度自觉，深刻认识“熟人社会”监督难的本质和危害，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并将其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任务来抓，为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贡献基层力量。

层层压实相关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监督的主体责任。针对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的现状和特征，相关上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班子成员和下级党组织“一把手”监督，定期组织开展谈心谈话，督促其认真落实监督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责任，切实将党和国家监督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同时制定主体责任清单，明确“熟人社会”监督任务，细化分解责任，确保各项监督得到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对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处分。这为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提供了纪律武器。层层压实监督主体责任，就要运用这一纪律规范，督促相关党员干部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在破“熟”上下功夫。纵向上，可深化监督责任层级管理，建立市级整体谋划、县级全面统筹、乡镇协同联动、村级末梢监督的上下贯通协作责任体系。统筹用好县乡监督力量，整合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和村级纪检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监督力量，完善片区协作机制，开展监督联合、案件联办，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工作格局。调研中了解到，多地积极探索基层纪检监察片区协作工作机制，根据地域相近、优势互补、便于协作、规模适度原则，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部门、乡镇纪检监察机构等划分为若干片区，协作区内办案工作整体谋划、人员力量打通使用、配套资源统一调配，形成“上下联动、横向配合、相互促进、高效协同”的局面。横向上，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注重加强与公安、审计、统计等监督力量协作配合，在开展村级财务管理、工程项目等专项监督时，发挥乡镇经管站、财政所等职能部门作用，既弥补监督专业性不强，又弥补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强化信息共享，形成监督合力，让老百姓可感可及。

探索创新监督方式。灵活运用交叉监督、联动监督、提级监督、异地交流任职等方式，打破地域界限，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用制度机制挡住人情干扰，有助于最大程度避免“抹不开情面”的问题。调研中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健全对乡镇（街道）、村（社区）提级监督制度，县级纪委监委深化对集体“三资”规模大、信访反映问题突出、“两委”成员违纪违法问题多发的村（社区）“一把手”提级监督，探索将乡镇（街道）重点基层站所负责人纳入提级监督范围。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纪委监委针对基层监督点多、线长、面广的实际，发挥“乡镇纪委+村纪检委员+村务监督委员会”联动监督的优势，由乡镇纪委督促指导健全村务监督工作机制，设置村特邀监督员和廉情信息员，激活村级监督“末梢”。在开展交叉巡察中，明确乡镇巡察15个方面、48项具象化监督重点，确保交叉巡察重点突出、标尺统一。

善于运用信息化手段为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赋能增效。这是广大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一个共识。利用好大数据监督应用平台，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发现问题，以数据赋能阻断“熟人网络”，可以显著提升监督质效。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持续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涉农资金发放管理等重点领域，督促指导当地农业农村、财政、审计、民政、人社等职能部门建立完善信息化监管平台，通过数据信息互联、互通、互动，形成“数据采集—建模分析—发现问题—线索推送—核查处置—结果反馈”全流程监督工作闭环，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研判，发现关键涉案人员、深挖违纪违法问题、快速收集固定证据，实现问题反映一键通达、过程可追踪、结果可查询，推动基层干部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将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察结合起来，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保证基层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有效性。县级纪委监委要认真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监委领导为主的要求，健全案件查办报告机制，严格按照规定报告有关重点对象、重点情形涉及人员的问题线索、线索处置和收到的信访举报情况。同时，在推动完善考核机制，加强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在推动乡镇（街道）党（工）委开展年度考核及评优评先时，注重听取县级纪委监委意见建议，充分考虑乡镇（街道）纪检监察干部的综合表现，激励他们积极履职担当。